相信你已經讀到過一些相互矛盾的研究結論。比如，有的研究說 “喝紅葡萄酒可能有益于心臟健康”，有的研究則認為 “喝紅葡萄酒對心臟健康有害”，又比如在過去的一年里，有的論文說 “口罩對遏制新冠病毒的傳播至關重要”，有的論文則認為 “口罩對新冠病毒的傳播或影響不大”(譯者注：還有計算機科學領域所司空見慣的，AI 算法用來預測某項疾病的準確率達到 90% 以上，但又有調查顯示這些算法根本不準確)。

通常，人們會期望科學家在撰寫并審核論文時謹慎行事，因此也會比較重視和信任已發(fā)表的研究，默認它們應該是充分論證過了的，且作者團隊也相信論文所得出的結論。但現(xiàn)實是，科研論文的出版標準或許并沒有人們所預想的那么高，有的時候，出版的科研論文 “既不需準確，也不需合理，甚至作者也不一定要‘相信’自己所得出的結論”。

當然，這不是在說 “科學家們會在論文結論中撒謊”，而是認為科學論文 “并不僅是報告研究的發(fā)現(xiàn)”，也可以看作是在履行重要的社會職能，因為對于研究者和論文來說，能引起人們對一個 “值得進一步調查” 的方向的注意也是可為的。

一個想法，或者說一個假設，并不需要一定是對的，只要這個想法或者假設能經得起論證，比如與所能得到的數(shù)據(jù)相符，那么，這樣的想法或假設就能以科研論文的形式被發(fā)表出來，跟幾個特定的科學家是否相信研究結論沒有關系。

事實上，審核科研論文的同行評議過程本身，也不是為了審查論文是否有捏造數(shù)據(jù)或其它形式的學術不端存在的，而是為了將那些更 “值得被注意” 的內容篩選出來。因為很多時候，那些出乎意料和發(fā)人深省的發(fā)現(xiàn)，并不總是能跟我們 “判斷一件事物是否真實” 的標準同道而行，而是在科研領域內接近極致的數(shù)據(jù)收集和處理下才得以顯現(xiàn)。

此外，能在相對廣闊的范圍內，互相交流彼此認為有趣的想法，對科學家們能有效地對一些問題進行集體探究來說也是十分必要的。

比如，天體物理學家 Avi Loeb 就曾提出，我們已知的太陽系的第一個 “天外來客”—— Oumuamua 可能并非自然彗星，也有可能是一艘外星光帆太空船。當然，Avi Loeb 應該明白，他需要更多的數(shù)據(jù)和進一步的研究才能使得該假設成立，甚至他本人可能都對這個他自己提出的假設持 “不可知論” 的觀點。

但 Avi Loeb 還是選擇公布了他當時所掌握的有限數(shù)據(jù)，以及他基于這些數(shù)據(jù)所做的假設。

盡管他的許多同僚都對他的論述提出了理由充分的異議，但對 Avi Loeb 本人來說，能將他的想法公之于眾，并引起學界對此的關注和討論，甚至公眾對天文學和物理學的關注和討論，就足夠了，即有的時候發(fā)表學術論文并不是為了傳播真理，而是在試圖通往真理的過程中也讓更多的人注意到一些 “令人興奮且有趣的”、值得人們進一步調查和研究的事物。

但是，為什么我們需要關注科學家們分享他們工作成果的方式呢?

大多數(shù)讀者可能會從 “制造和傳播虛假信息的危害” 角度來思考這一問題，但這并非我們需要關注該問題的唯一理由。因為，現(xiàn)在的情況是，科研工作者們書寫科研論文或報告的方式，與大多數(shù)人的閱讀習慣間存在著嚴重的脫節(jié)，而鑒于科學家們通常需要基于他們所掌握的信息參與一些重要決策，由這種脫節(jié)所造成的科研信息與大眾認知間的鴻溝，便很有可能會釀成災難性后果。

比如，在 20 世紀后半葉時，語言學研究對 “人類兒童是如何進行閱讀和寫作的” 提出了許多理論，而在缺乏實驗和證據(jù)的情況下，由于當時的美國民眾對于 “全語言法(the whole language approach)” 的接受度很高，美國政府大膽地對教育系統(tǒng)進行了一些列改革，在教兒童閱讀時不再強調 “拼音” 的概念，而是強調單詞在句中的意義。結果后續(xù)的研究卻得出了政府方略相反的結論，發(fā)現(xiàn)重視發(fā)音的教學方法對兒童學習語言來說更為有效。

我們這里要探討的，并不是 “溝通鴻溝” 在某一個或幾個特定事件中所構成的影響，而是過去所有由這種鴻溝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加在一起，對公眾是否還會在未來選擇相信科學的影響。

因為每當這種鴻溝對生活造成負面影響時，我們對科學的信任都會被腐蝕掉一點，而如果坐以待斃，我們對科學的信任最終便會被腐蝕殆盡。規(guī)避這一問題，需更清楚地認識 “發(fā)表科研論文” 的意義所在。

哲學家卡爾 - 波普爾(Karl Popper)曾提出，科學(發(fā)展)需要大膽的猜想和嘗試性的反駁，而這也正是現(xiàn)在我們所知的 “證偽主義” 的核心觀點。

對反駁持開放態(tài)度，曾是科學研究中最被人們廣為贊賞的原則之一，但現(xiàn)在人們往往大多強調反駁的重要性，而忽略了大膽猜想的必要性。

而本文認為，除了大膽猜想，科學家們互相溝通用的論文出版系統(tǒng)也需要做出改變，出版系統(tǒng)需要能高效地篩選出哪些猜想最值得關注，但又不能過于保守，以至于那些大膽的猜想會遭受到系統(tǒng)性地打壓。

我們在日常生活中，通常并不會有以上的這種擔憂，比如，我問你 “把鑰匙放哪了”，并不是想知道你關于鎖匠的大膽論述，而只是想知道鑰匙放哪了。這個例子中，溝通的雙方都要滿足一個 “很高” 的標準，溝通才能被完成，這一點也在哲學研究里有被充分討論過。

有的哲學家認為，標準在于，你必須知道你的論述是否真實。也有哲學家認為，這一標準是，即使你不知道你的論述是否真實，你的論述的真?zhèn)涡砸惨茉谡撌龅倪^程中得到證明。還有的哲學家認為，這一標準應該是，即使你既不知道也沒有理由證明你的論述，你至少也要相信你是知道 “論述的真?zhèn)巍保蛘?，相信你的論述是有邏輯的且能被證明 “是真的”。

幸運的是，我們剛才所探討這些哲學標準，并沒被廣泛地應用在科研溝通中。

我們容忍了這樣一個事實，即科研在其本質上可視作一種猜測性工作，科研工作者必須不斷地對自然界中的驚喜持開放態(tài)度，并在概念上展開及探索任何的新發(fā)現(xiàn)。但問題在于，公眾對科學的常識性尊重，很可能會使他們做出一些無益的假設，比如有一項研究的結論與我們平常的生活習慣有出入，則會慣性思考地認為，那篇論文的結論比生活經驗要可靠，那篇論文應該是被充分論證過了的且足夠可信。

很明顯，上述的那種慣性思考所得結論并不可靠。可以想象，當一名普通大眾仔細拜讀一篇結論令人 “眼前一亮” 的論文，并發(fā)現(xiàn)數(shù)據(jù)支撐并不足以令人信服時，該會有多么的失望。

想讓科學家們在工作中，達到哲學家們所探討的那些溝通中的 “高標準” 并未易事，而科研本身其實也需要人們對已發(fā)表的主張采取 “寬容和開放” 的態(tài)度，以使科研工作者們能更好地完成他們的重要工作。

此外，在傳統(tǒng)的學術出版之外互相交流成果的現(xiàn)象已經越來越常見，我們又應如何看待發(fā)布在 medRxiv 和 bioRxiv 等在線檔案庫上的預印版(preprints) 論文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呢?

當前的科技記者們在報道中越來越依賴于未經同行評議的論文，這逐漸改變了科學傳播的規(guī)范。比如說過去的一段時間里，公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直接參與到與 COVID-19 有關的研究中，而科研工作者們也因此能更快捷地了解同僚的研究，并跳過期刊發(fā)表和同行評審相互交流。

但這種開放性，或者說便捷性，也有可能會導致人們誤解論文所要傳達的內容。

預印版論文與最終發(fā)表的嚴謹論文間存在著一定差距，它們?yōu)槲覀兯尸F(xiàn)的，是那些相對而言更為混亂和大膽的猜想，而為了避免之前所提到的 “溝通鴻溝” 造成不好的結果，我們就必須要清楚認識到，經過嚴謹審核的研究，與預印本間的區(qū)別，也要認識到，發(fā)表論文并非是要闡述一個 “真理”，而是要與人們共享一個想法、一個猜想，進而引發(fā)更多對此的思考和研究。

比如，之前提到的 Avi Loeb，他其實可能并不相信太陽系的第一個 “天外來客” 會是外星飛船，但他所提出的那種可能仍是嚴謹?shù)目茖W，而非某種胡思亂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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